一张。它上面只是张几个小岛组成的地图，小岛位于辽阔的水域之上，海面上注有埃尔·多拉达海。我断定，这个岛国就是埃尔·多拉达联邦，而标有尼尔瓦拉的那个圆点一定就是首都。

　　后来我产生一个念头：加里的侄子在收集邮票，我不妨开个玩笑，在贴上普通邮票的同时，也贴上一张埃尔·多拉达的邮票，看看邮政当局是否能通过。如果他侄子的收藏品中多出一张盖有美国邮戳的外国邮票该有多好？

　　当时已是深夜，我十舔十了十舔十１０分邮票的反面，随手粘在信封的角上，接着便去寻找普通邮票，以便贴在一起。

　　我一直从书房找进卧室，才在背心口袋的皮夹中找到所需的邮票。在我离开书房时，记得把信封放在书桌上，但是当我回房时，信已不翼而飞。

　　我当时十分奇怪，因为没人能够拿走它。窗子虽开着，但窗口离地有二十一层之高，任何人都别想爬上来。风虽然能把信吹到地上，但地上却什么也没有。我又找了一遍，查看了所有各处，越来越迷惘不解。

　　我找得心灰意懒，这时电话铃响了，是加里，诺拉斯从波士顿打来的。他向我问好，声音却有些异样，我立即了解到是怎么回事。

　　三分钟以前，当他已准备就寝时，那封我认为已经遗失的倌，竟从窗外飞到他那里，在他眼前略作停留，然后掉落在地上！

　　第二天近中午，加里就赶到纽约。在电话中我曾保证，一定把剩下的邮票保存好。

　　显然，所有的咄咄怪事都应归咎于那枚邮票，它以某种方式使信件只花了三分钟就从我的书房飞到加里的脚下，其速度之快令人目眩。

　　加里在我这里吃了午饭，席间我向他细述了一切。他似乎很失望，我能提供的材料竟是如此之少，但我实在也说不出更多的事情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我贴了张邮票，于是信件在没有任何中转的情况下自动到位了。

　　“不全是这样，”加里指出，“我把原信带来了。”

　　他把信递给了我，我马上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了：信是经过中转的，因为盖有邮戳。有个清楚的淡紫色的戳子，圆圆的，和我们的完全一样。上面刻着埃尔·多拉达联邦，但在通常打上注销日期的位置，只有星期四这么几个字。

　　“今天是星期四，”加里说，“难道你是在半夜以后贴上邮票的吗？”

　　“那时刚过半夜，”我说，“奇怪，这些埃尔·多拉达人怎么连几点几分都不打上？”

　　“这正好证明他们住在热带，”加里分析说，“在热带国家，时间几乎没有意义。而且，星期四的戳子还证明：埃尔·多拉达联邦是在中美洲。如果这个国家位于印度或东方某处，邮戳上就应该是星期三了，懂吗？这是由于时间差造成的。”

　　“难道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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