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(七)

　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杨大员不能回答了。

　　接下来我跟塔讲了很多道理，鼓励他抓住最后一线希望。

　　在我和杨大员谈话的过程中，没人插嘴，但我还是看了一下大家的表情，特别是老大，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，好像是在对我说，别谈。

　　我也不管老大的表情怎样，我只想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，有没有效果不要紧，也许杨大员按我的引导搞个什么主动立功赎罪，那不是顺捡了一条命吗？同时还顺便为民除了一帮祸害，还抹去了杨大员妻女对杨大员死去的人悲哀吗?

　　我和杨大员谈完话后，我真想有个人能帮我一把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增加一些人来劝杨大员，那将启到很好的效果。

　　这种带动在我第二天跟杨大员谈话时就得到了。有两个人加入了我的引导，一个是老大，另一个人记不清了。

　　两天对杨大员的谈话引导体现得无功，杨大员听完我的谈话早早的入了睡，鬼知道他睡那么早在想什么，我没有对结果作出多大的期待。

　　第三天早上，杨大员起床后精神很好，这种精神状态是他接受高院复核后没有的。等到吃完早饭，杨大员喊着我的名字：

　　“何老师，我给你拿笔和纸，请你帮我写东西。”

　　杨大员的这种思想转变的时间是我没有预料到的，看样子我的说服工作是做的很成功的。

　　听到扬大员的喊话后，我有些兴奋，有些什么兴奋的呢？其实，自私，保他的命是我所要的工作第二个目的，真正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为自己建立立功减刑的机会。虽然我的案子还没有开始审判，我知道，无论是开庭前还是拿到判决书后，一但立功成立，我都将减少应判的刑期，可以缩短我的监狱里过的日子，还在未入狱，就为自己建立了立功的机会，我哪能不兴奋呢.。

　　我兴奋过后，我走近杨大员，帮着他在水泥柜里纸和笔。我把找出的纸和笔拿在手里，杨大员开始往风场里赶人，当然，老大不用赶，他自己去了风场，监号里只剩下我和杨大员两个人。

　　杨大员赶完人，他又忙着为我准备桌子，所谓桌子，就在地上放一床叠的整齐的被子，被子上原放一本杂志。凳子是有的，就是坐地上。

　　我俩面对面的坐在桌子的两端。我把纸放在杂志上，握着笔，等着杨大员诉说。

　　杨大员很润了一会脑筋，在润完脑筋后，他终于开口了。

　　杨大员一开口，口若悬河，虽然有的时间停顿，但停顿之后能更流畅的回忆起他和他那一班人创造的“故事”，杨大员很投入，看得出他脑袋里发动机的马力是开足了的。他极力搜索和补充那些尚未破案而影响力重大的案件和人物。在他的一边叙述过程中还也一边说，如果他所供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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